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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楊紫燁鏡頭下，百姓們的純粹而真實，折射出中國正在經歷的歷史，她背負著記錄和審視的期許，這是她的選擇。在沒有選擇當中尋找生存的狹隙，就像她每一位小人物主角。

　　“我知道香港紀錄片是被人遺忘的市場，香港紀錄片實在太冷門，幾乎沒有人愿意拍。遇到敏感題材，當事人不愿意接受采訪，更隨時可能泡湯。中國紀錄片也愈來愈難拍，外國經濟衰退資助減少，政府支持不用說，故創作人拍來拍去都是很個人的小題材，他們沒有很大的支持，探討較大的課題。”

　　她認為香港紀錄片未達多元化，獨立制作人不多，題材有限，生活壓力太大，“紀錄片制作人需要很大空間，包括生活空間和思考空間，香港afford到昂貴的生活成本。

　　拍紀錄片無疑是楊紫燁的“正職”，但為了生計，不時也要接一些剪接的工作。下一個作品，她正想拍拍香港新一代面對的生存壓力、一套講香港回歸二十年的紀錄片，也考慮拍一套劇情長片。“我想拍香港，還在搜集資料”。

　　日光之下，豈無新事？

　　在北京的這些年她學會了伸張正義也得講方法，懂走位。在良知呼喚和政治暴力挾持下，她要保持平衡，在翻墻、河蟹之下享受掘出社會問題的樂趣。

　　處身人滿之患的中環，這位游子顯得有點不自在，攝影師要求拍照，楊紫燁希望拍攝在老區進行，例如上海灘舊巷那些替人補鞋或者擦鞋的小攤子附近。我不敢相告上海灘早已搬走了，擦鞋老匠也要領牌，中環一日一景，能擔任存在的“舊景點”我只想到屹立在雪廠街的煤氣燈。

　　和楊紫燁道別，走在中環的人潮中，突然想起了蕭干為自己寫下的墓志銘節錄：“他心中有盞良知的明燈，它時明時暗，卻沒有熄滅過……”

　　這語錄也是一位奧斯卡得獎導演的生活藝術和創作哲學。